浅析刑释人员回归社会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作者: 夏建飞   发布时间: 2013-04-24 13:49:00

   

论文提要:

刑释人员顺利回归社会,具有维护社会秩序和预防重新犯罪等重要意义。刑释人员在回归社会过程中面临着监狱体制不完善、社会性惩罚较重、刑释人员自身竞争力不足等现实问题,想要真正融入社会十分困难。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完善监狱体制和相关的司法制度;同时,要着力消除歧视,给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创造一个包容的环境;最后,建立并完善刑释人员社会保障制度也十分必要。全文共计9540字。

刑释人员,即刑罚期满被释放的人员,特指被判处监禁刑后刑期期满被释放的人员。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的状态,存在危险论与弱势论两类不同的观点。危险论的观点多着眼于社会防卫,弱势论的观点则注重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保障[1]。监于现实中对刑释人员的防卫力度较大,加上笔者认为刑释人员顺利回归社会是对刑释人员最合理也是最根本的防卫,固本文主要论及的是刑释人员如何顺利回归社会问题。

理论上讲,一旦刑罚执行完毕,服刑人员应该享有和社会一般公民同等的权利和承担同等的义务。但是,由于存在着社会大众和国家有些政策的歧视等现实情况,相当数量的受过监禁刑的人未能顺利的回归社会。一旦为了犯罪行为,行为人便既是加害人又是受害人。之所以笔者说罪犯成为了受害者,主要是着眼于当前中国的法治环境下,一旦受到刑事处罚,即因为制度不健全和社会性惩罚等原因,很难融入社会。

一、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的意义

1、为社会提供劳动力。刑罚执行完毕,罪犯回归社会,给社会增加了劳动力,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2、有利于防止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秩序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而社会秩序的形成依赖于社会成员在互动中遵从和维护共同的社会规范,保持相对稳定的[2]作为社会秩序的构成要素,社会群体对社会秩序的不同反应导致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也不同。对此,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向心力群体,一类是离散社会秩序的社会张力群体。在一定意义上,刑满释放人员是形成社会张力的风险群体。[3]通过监狱科学矫正等一些列减小、消除刑释人员的社会张力风险,有利于防止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刑释人员顺利的回归社会,说明对罪犯的矫正是成功的,罪犯缺乏重新犯罪动机,一般不会重新犯罪。反之,若罪犯不能顺利回归社会,则有可能因为社会的歧视和自己生活的举步维艰而重新走向犯罪的不归路。

3、缓解监狱压力。不论罪犯能否顺利回归社会,监狱压力都因为其刑罚执行期满被释放这个客观事实而得到缓解。另外,前文已述,罪犯顺利回归社会有利于防止其重新犯罪,从而客观上节约了监狱资源,缓解了监狱压力。

4、有利于促进监狱制度的不断完善。罪犯能否回归社会,是对监狱制度的实践检验。罪犯能顺利回归社会,说明监狱的教育矫正措施是值得肯定的,可以发扬;反之,则说明监狱的教育矫正存在问题,需要完善。通过实践检验,可以帮助监狱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办法,从而完善监狱制度。

一、我国刑释人员回归社会面临的问题

(一)监狱体制不完善

1、行刑模式

一直以来,我国监狱实行的是劳动改造刑,凡是有劳动能力的罪犯都应该参加劳动。这种行刑模式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但在新的历史阶段,行刑模式由劳动改造刑转变为教育矫正刑已成必然。劳动改造刑模式下,劳动被视为惩罚的手段和劳改经济来源,改造目的没有落到实处,最终导致对罪犯的改造不彻底,罪犯重新回归社会时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教育矫正刑是以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为导向的,在这种行刑模式下,执行刑罚的重心是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促使罪犯顺利的回归社会。所以,从劳动改造刑转向回归社会为导向的教育矫正刑是解决我国当前行刑遇到的困境的有效路径,也是建立现代监狱制度的重要内容

2、对监狱的矫正作用重视不足

国家惩罚罪犯,其目的是矫正罪犯,能够使其复归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矫正罪犯更是人类文明的要求,也体现监狱价值所在。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下,如何促使罪犯回归就成为监狱的首要目标。正如上文所讲,虽然监狱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国家计划并在渐进过程中,但是,总的来说,目前监狱开展工作主要从维护监狱安全和罪犯在监狱内的劳动效益出发,对罪犯的矫正力度不够,矫正目的没有实现。笔者在工作中有幸经常去监狱,发现监狱里把维护监狱安全视为生命线,在监狱的值班室的墙上等很多地方都“距今年无重大安全事故还有XX天。同时,笔者还经常看见罪犯对监狱里的非工作车辆进行清洗工作。之所以监狱没有完全落实对罪犯的改造工作,根本在于监狱行刑的价值取向不明确。

3、欠缺科学的矫正体系

近些年来,监狱体制改革方兴未艾,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随着国家和社会对监狱制度的关注越来越多,监狱制度存在的问题不断的被发现和放大,建立以回归社会为导向的矫正教育刑监狱行刑模式,完善监狱矫正体系呼之欲出。目前,我国大部分监狱存在着矫正体系不科学的问题。首先,很多监狱还是没有充分发挥其矫正教育作用,有的甚至忽视了监狱的矫正教育职责。其次,监狱的矫正目标不明确,缺乏科学的考量标准。有的监狱进行教育矫正工作,没有明确“促使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的矫正目标,所以导致矫正教育工作没有针对性,也缺乏科学的考量标准,进而实效性大打折扣。再次,监狱的矫正内容手段不足且欠科学。监狱的矫正方式不丰富,劳动是主要手段,且劳动内容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对罪犯的劳动技能提升作用不大。最后,矫正工作没有因人而异,没有充分发掘每个罪犯的可造之处。

4、劳改企业和监狱的关系不当

劳改企业的形成,源于罪犯劳动的需要;大量罪犯的劳动,也促进了劳改企业的发展。劳动企业存在的原因和必要性,以及劳动企业的作用,决定了劳动企业和一般的企业具有很大的差别性。与一般企业的营利性不同,劳改企业应该是带有公益性的。所以,不能完全以经济效益来衡量劳改企业的效益和作用。现在,还存在着劳改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监狱干警的经济待遇啊挂钩的情况,导致监狱强化了罪犯劳动给劳改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弱化了劳动的改造功能。基于此,监狱更愿意从事一些低成本高收益,对罪犯劳动技能要求不高的加工型等劳动性密集型工作,忽视了这些工作对罪犯的劳动技能的提升效果。更有甚者,极少数监狱干警为了提高劳改企业的效益,违反法律规定,压榨罪犯劳动力,侵犯了罪犯的合法权益。有鉴于此,理应纠正劳动企业与监狱的不当关系。

(二)社会性惩罚较重。

此处论及的社会性惩罚是相对法律惩罚而言的,指的是罪犯面临的来自社会的非议,并因这些非议带给罪犯的一些不公正待遇。社会性惩罚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来它可以给那些有犯罪意图和已经为了犯罪行为的人以警醒,达到预防犯罪目的;二来,它是社会大众宣泄反感的途径,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但是,过重的社会性惩罚不利于刑释人员顺利的回归社会,使刑释人员陷入生活的困境,甚至导致其重新走上犯罪的不归路。

社会性惩罚充斥着犯罪行为的前后,伴随着罪犯的一生。在罪犯为犯罪行为前,这种社会性惩罚便已经存在,但是对于行为人而言是潜在的。当行为人为了犯罪行为,这种潜在的社会性惩罚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东西。一旦进入司法程序,行为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社会大众认为罪犯终于得到严惩,正义得以维持,社会善的秩序得以恢复,社会性惩罚被法律惩罚化解或减小。待刑罚执行完毕,行为人被释放,这种社会性惩罚又得以复活、放大,很可能伴随行为人的一生,给行为人造成巨大的困扰,不利于行为人顺利回归社会。

社会性惩罚的表现形式多样,主要表现为歧视。“在我国,虽然政策上坚决反对歧视曾经犯过罪的人,并强调各级组织要给曾经犯有罪行的人提供学习、工作和生活上的方便和条件。但在社会的实际生活中,那种嫌弃、歧视曾经犯过罪的人的习惯势力还是很大的歧视。”[4]

首先,这种歧视表现为行为人对自己的歧视。经过司法审判和刑罚的执行,大多数罪犯对于自己的行为是懊恼的、后悔的,心中产生了愧疚感和羞耻感。随着罪犯被释放,其对未来的生活是憧憬的,但是同时是悲观的,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否得到社会的接纳。在罪犯心中,他们是有些歧视自己的。

其次,刑释人员还会受到社会大众的歧视。有过刑罚惩罚背景的人,会受到知情的社会大众,甚至自己的亲友的歧视。陕西洛南金店抢劫案抢劫犯被绑游街事件说明了现代某些执法者平等意识的淡薄和社会大众对罪犯的愤恨和歧视;乌鲁木齐刑释人员王学新无人收留在派出所居住两月事件也反映了社会对

刑释人员的歧视导致其不能容顺利融入社会。

最后,刑释人员还受到国家某些政策的歧视。每个有行为能力的人都应该在其能力范围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承担一些不利的后果。对于犯罪行为的人,法律制裁和合理限度内的社会非议便是对其惩罚。国家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和特定的事情上对刑释人员进行差别对待是合理的,是国家安全和稳定的需要,但是,国家在某些方面的差别对待又显得不是很合理,异化成对刑释人员的歧视。罪犯,甚至还未被法院宣告有罪的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都会被剪成“劳改犯发型”。对此,有人说是为了防止打架抓头发,有人说是为了从“头”开始重新做人,笔者不得而知,不过总觉得这种行为带有对被剪头发的人的歧视,同时也给这些人打上了标签,加深了社会大众对这些人的歧视。另外,对于国家为什么要取消刑释人员的国家司法考试等考试的报考资格,特别是对于未成年刑释人员不能参加高考,笔者不知其合理性何在。

(三)自身竞争力的欠缺

在当今中国,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形势严峻,相当数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难以就业。首先,刑罚执行完毕的人一定时期内呆着监狱,对社会形势不甚了解,出来后难以适应社会。然后,在监狱制度尚待完善的情况下,罪犯在监狱里很难获得有利于回归社会的劳动技能和科学文化知识。再次,大部分犯罪分子自身知识和劳动技能水平较低,社会生存能力不足,难以适应社会竞争。最后,受过刑罚惩罚的人大多心中自卑、沮丧,对于自己能否得到亲友。

(四)犯罪前科制度有待完善

我国目前没有建立和完善诸如前科保密制度和前科消灭制度等犯罪前科制度,对罪犯前科的规定不利于刑释人员顺利回归社会。

马克昌教授认为,前科是指曾被宣告犯有罪行或被判处刑罚的事实,“前科消灭”则是指当曾受过有罪宣告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人具备法定条件时,注销其有罪宣告或者刑罚纪录的制度。[5]

我国年《刑法》第一百条的有关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明确了刑释人员对自己前科的如实报告义务。诚然,前科报告义务可以保障社会知情权和维护刑释人员档案的客观真实,让罪犯产生羞耻心,也可以震慑刑释人员,避免其重新犯罪。但是,实际上前科报告制度会让刑释人员陷入社会歧视的巨大漩涡中,有的刑释人员因此生活上举步维艰,有的重新走上犯罪的不归路。“前科毕竟是一个人极不光彩的记录,有这种记录的人,不仅可能丧失某种权利或资格,而且还会受到他人的歧视。”[6]

“因有前科而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有可能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从而重蹈犯罪的覆辙,使保留前科所期待的保卫社会的效果落空”[7]在当前,前科报告制度没有发挥其预防犯罪的功效,反而可能滋生重新犯罪,改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值得商榷。

有前科的刑释人员重新犯罪,有的符合累犯构成条件,成为法定从重处罚情节;不符合累犯的,也成为法官心中的酌定从重情节。总之,前科是一个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有前科刑释人员再犯罪,说明其人身危险性比较大,有从重处罚的必要性;另外,前科从重,有利于震慑刑释人员,避免其再犯罪。

前科从重制度是维护社会安全的产物,虽然不够完善,有其存在的必要。而前科报制度虽然也有其优越性,但是在现实中呈现出来的是弊大于利,应该予以完善。总的来说,我国犯罪前科制度不够完善,不利于刑释人员顺利回归社会。

三、对如何促进刑释人员顺利回归社会的建议

(一)完善监狱体制

1、转变行刑模式

如前文所述,我国监狱体制存在着行刑模式不科学的问题。

监狱执行刑罚的目的是矫正罪犯,能够使其顺利的回归社会。这是刑罚的目的决定的,也体现了监狱的价值所在。刑罚的直接目的是惩罚犯罪,刑罚的根本目的则是预防犯罪。剥夺罪犯的部分自由是监狱执行刑罚,实现对罪犯的惩罚的表现形式,目的在于教育和改造罪犯,预防犯罪。从监狱的目的和功能出发,如何促使罪犯顺利的回归社会理应成为监狱的首要目的。所以,监狱的价值取向在于矫正教育。劳动改造刑行刑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对监狱作用的需要,应该转变为以帮助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的教育矫正刑行刑模式。

2、建立健全矫正体系

首先,要明确矫正的价值导向。监狱矫正工作必须以帮助罪犯顺利回归社会为价值导向,制定矫正方案等要以帮助罪犯回归社会为根本出发点,不然,矫正工作就因为没有方向而实效大减。

其次,要多做有益探索,丰富矫正手段。目前,我国监狱的矫正方式不丰富,劳动是主要手段,且劳动内容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对罪犯的劳动技能提升作用不大。我们要以帮助罪犯回归社会的教育矫正刑为价值导向,多做有益探索。

我们应当认识到,千篇一律的改造模式不一定适合每一个罪犯,对罪犯的矫正要有针对性,要逐步推行个案管理模式,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矫治方案。“借鉴澳大利亚经验,工作人员为服刑人员提供各种咨询,深入了解服刑人员兴趣和特长,提供人性化的服务,提供符合服刑人员需求的职业技术教育。”[8]同时,也要注意发挥罪犯的主观能动性,调动罪犯参与矫正的热情。对此,我们可以有条件的借鉴某些国家的做法。“例如在澳大利亚,当事人进入惩教中心后,矫正官首先对其进行个案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记录指纹,搜查身体,拍照,了解教育背景和犯罪原由,请医生检查身心是否健康(包括心理、生理和精神),等等。然后,矫正官向高级矫正官提出个案管理教育措施和方案的意见。高级矫正官根据其意见决定具体措施和方案后,由矫正官组织实施。采取的方案将根据每一个案,分别实行监禁、社